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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该通知规定，大会议程的第三项是“举行宣誓仪式”，入党誓词具体内容为：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承认党纲党章，遵守党的纪律，服从党的决议，过严格的组织生活。

　　　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土地革命时期　　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诞生。在建党初期，我们党在章程中只是对党员入党资格、条件和手续进行了说明，并未规定誓词。但一些老党员回忆，当时的党组织不仅要为新党员举办入党宣誓仪式，而且形成了不同版本的入党誓词。　　例如，曾有人问1925年就入党的夏征农老人，他人生经历中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？老人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是当年的入党誓词——永远跟党，永不叛党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！”又如，王树声大将是在1926年2月13日入党的，他入党时的誓词为“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服从党的纪律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，严守秘密，誓不叛党”。

　　当过部队指挥员、军事外交官、联合国军事观察员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军武官等职。

　　其后，双方再到西郊虹桥镇解放军第27军军部商谈投诚事宜。次日，刘昌义投诚起义。其所部4万余人在江湾、大场地区集结待命。

　　“嗯，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，国民党是……等一下！这条标语字数太多，读起来不上口，没气势，缺乏冲击力。”刘瑞龙沉吟片刻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对大家说：“干脆改为‘赤化全川’嘛！既简洁，又醒目，还好记，对敌人也是一种震慑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杜斌丞还从武器和物资上资助共产党员谢子长、杜润滋领导的靖远兵变。1932年4月，蒋介石迫使孙蔚如部退出兰州，使杜斌丞提出的西北大联合未能实现。　　蒋介石控制甘肃后，孙蔚如部被派到汉中剿共前线，企图使红军和杨虎城部两败俱伤。杜斌丞看破了蒋介石阴谋，提出联共反蒋抗日主张，得到杨虎城、孙蔚如赞同。

　　因此，青年应该起到先锋、带头作用，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（毛泽东：《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》，《中国青年》第1卷第3期，1939年6月1日）。

　　1934年3月的一天，刘瑞龙下去指导工作，正好路过沙溪乡（后改为沙溪镇）景家源村的大石崖。他看到錾字队的同志们站在吊着的箩筐里，腰上系着粗绳，正“叮叮当当”刻着“国民”两个字。“这块石壁上刻的啥标语啊？”刘瑞龙面带微笑问大家。

　　”他的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是：回汉一家，陕甘一体，打通新疆，结好苏联，抗日救国。杨虎城对杜斌丞的建议深表赞同，立即派杜斌丞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的身份到甘肃各地考察。　　杜斌丞入甘后，先与各自为政的地方军阀广泛晤谈，说服陈珪璋、鲁大昌等地方军阀接受改编；后又随十七师孙蔚如部进军兰州。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，杜斌丞为宣慰使署秘书长，掌管政务。在此期间，杜斌丞还从武器和物资上资助共产党员谢子长、杜润滋领导的靖远兵变。

　　青年要在抗战中充实、强健起来，担负起救国、建国的责任。在节庆等符号的构建上，党在各根据地逐渐倡导五四青年节，广泛宣传五四运动的救国精神，从而更加广泛地凝聚起青年的救国力量。

　　”大家一听，立刻欢呼起来。随后，徐向前摆手示意大家安静，又给大家提了几点要求，意思是标语和口号要言简意赅、通俗易懂。大家纷纷站起来表决心，一定要让川陕苏区的石头“开口”攻心。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书写队和錾字队的同志们纷纷奔赴川陕苏区各地，他们在群山之巅、道路两旁、关隘渡口、街道周围等地方，把党和部队的宣传标语口号和文献錾刻在石崖、石墙、石柱、石板壁上，很快激发出广大军民的战斗热情，让敌人看了心惊胆战。

　　任职期间，他推荐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建设厅厅长，兴修泾惠渠、洛惠渠等水利工程；利用合法地位，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，曾设法营救过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刘志丹、刘澜涛、张德生；资助过红军陕甘游击队枪弹、军服等物资。

　　1924年，瞿秋白指出五四运动从青年运动到群众运动，特别是从青年运动到劳动运动，在斗争的目标上也超越了民族主义而到社会主义，开启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（瞿秋白：《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：五七—五四—五一》，黄美真等编：《上海大学史料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84—186页）。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，五四是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地反对帝国主义的纪念日，参加运动的是青年学生，而组织领导青年的则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。这一时期，党对青年前途的指引，在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中逐渐归结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。

　　刘瑞龙首先告诉大家：“今晚找你们来，就是成立书写队和錾字队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下面的同志们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不知道成立书写队和錾字队究竟有什么用。此时，刘瑞龙揭开了谜底：“你们中间有的会写字，有的会打石头。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党的革命纲领，红军的宗旨和纪律等錾刻到石头上，‘烙到’劳苦大众的脑子里，‘插进’敌人的心窝子。”大家一听，立刻欢呼起来。